材料 早在蒙古汗国建立前后，成吉思汗就曾颁布“札撒大典”。自“蒙古初入中原，百司裁决，率依金律（《泰和律》）”。是以法令的形式制止滥杀，并将生杀大权向中央集中，有利于保护生产力。对待蒙古人犯法及作乱者，一般仍依照札撒处理。由于蒙古族统治者在元初制定法律时把“简除繁苛”作为原则，至元八年（1271年）制定的《至元新格》过于简要，且真正起法律作用的依然是蒙古族最高统治者的诏制和条格。元英宗至治三年（1323年），颁布了元朝具有代表性的法典《大元通制》。条格有“祭祀、户令、学令、选举、宫卫、军房、仪制、衣服、公式、禄令、仓库、底收、关市、捕亡、赏令、医药、田令、赋役、假宁、狱官、杂令、僧道、营缮、河防、服制、站赤、榷货诸篇。”涉及元朝社会各个方面。这部法典参酌唐律、宋律以及金律，增删有关条文，加进蒙古族统治者的诏制、条格，还有大量的元朝公牍编纂而成的，其刊行使用汉文。元文宗天历二年（1329年）编撰《经世大典》，虽是仿《唐六典》，参酌唐、宋会要，在体例上更加趋于中国古代传统之制，但在民族等级方面却有明显的倾向性。——摘编自何天明《试论元朝的法制建设》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，概括元朝法制建设的特点。